我非历史的评判官，但“历史只有一个”的信念又推动我踏上

吃力费时的采访路。当我把一个又一个问题向空战的亲历者、目击者和研究

者抛出之后，回收的仍不是结论，而是直录，为后人描摹出历史真面目提供

了一个参照系的直录。

我的第一个问题：张乃军失手天庭跌落尘埃，其克星究竟是谁？他肯

定未作“神风”特攻队式的自杀攻击吗？有没有双方飞机在激烈的缠斗中直

接碰撞的可能性？

在江西南昌某空军干休所，我见到了当年杜凤瑞的长机、原空14　师射

击勤务主任姜永丰。一个半小时访谈，高高瘦瘦的姜老留给我长者的坦诚与

负责。听说我要写书，他的观点非常鲜明：年轻人，你要写书就得学习司马

迁，敢于“秉笔直书”。

司马迁的《史记》如果满篇假事假话，屁价值也没得，你说是吧？1958

年“双十”空战，严格讲，我们打得不太好，或者说，我们原本可以打得更

好。

首先，我们的战前准备显得仓促。我们是两种气象均能出航的大队，

打硬仗应该安排能飞复杂气象的尖子飞行员上去，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。

那天早饭过后，天气转好，领导可能考虑锻炼新飞行员吧，换了几个

只能飞普通气象的担负战斗值班，杜凤瑞也是其中一个。因此，我们这8　架

是临时凑成的，没有经过很好的合同演练。人员刚换，战斗警报就来了，我

们马上进入一等，起飞迎战。

其次，我们的对空指挥也有问题。我们由东向西起飞，先向着内陆方

面爬高，然后转向西南，沿着海岸寻找敌人。早晨7　点多钟，太阳光在东方

非常耀眼，敌机背阳，我机向阳，搜索位置对我不利。此时，杜凤瑞开加力

动作慢了，稍稍掉队，距我有二千米的样子。桓树林第一个发现敌机，在我

们左边，从海上压着坡度向我机迂回过来。地面指挥所命令我们右转，估计

是严守不出海作战的规定。李振川便带队右转，我一看不好，把屁股扔给敌

人了，急忙报告带队长机：“敌机咬尾，不要右转！向左转！”我哗的一下向

左转过去了，而李振川已经右转，我们的队形乱了，处于分散状态。那天我

们8　架，敌人6　架，如果我们都向左转，在占位上有利多了。

打空战就是这样，谁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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