得失，关系吾家之气运，即关系天下之安危，不知沅、季能坚守半月，以待援兵否？若安庆能转危为安，则事尚可为耳。”

在此时，曾国藩的全部希望，寄托在鲍超身上，他确信，只要鲍超能够赶到，战局即可稳定。但其时风雨大作，道路泥泞，即令鲍超能冒雨行军，辎重用羊角车装载，则无法求速，所以曾国藩所忧虑的是，鲍超未到之前，曾国荃的长壕可能已先为陈玉成所攻破。结果鲍超不负所望，大败陈玉成于集贤关，所以论克安庆之功，关键系在鲍超身上。

安庆既克，曾国藩当日便在对岸的东流接到了捷报，即时有信覆曾国荃说：接喜信，知本日卯刻克复安庆。是时恰值“日月合璧，五星联珠”，钦天监于五月具奏，似为非常祥瑞。今皖城按时应验，国家中兴，庶有冀乎？

安庆克复，竟被视作非常祥瑞，可知关系之重。但文宗却已不见此中兴征兆，于半个月前的七月十六，崩于热河。如果安庆早克复一个月，病中得此喜信，文宗或许竟能延年，则辛酉政变，可能无由而作，历史便又是另一样写法了。

安庆之克，是清廷的喜事，但浙江，特别是杭州却大倒其楣。从洪杨金田起事以后，失守的名城，不知其数，唯有杭州的遭遇最惨，为百年未有的浩劫。

何以安庆克复，浙江会倒楣呢？这道理说起来很简单，太平军百万之众，皖北不能立足，皖南又有左宗棠的严密防范，自然得要找一条出路，而浙江是唯一的可以“就食”之区。

当时太平军内部，在战略上亦有两派不同的主张，一派以洪仁？为首，认为自古取江山先西北而后东南，由上而下，其势顺而易，由下而上，其势逆而难。所以仍主张反攻皖北，谋取长江以北，黄河以南的中原。另一派则是李秀成、李世贤兄弟的打算，就双方形势着眼，以为皖北以上，及江西、皖南等地，“敌无可败之势，譬如食果，尚未合时，其味必苦”，这就是说，浙江是一树熟得将烂的果子，振力一撼，俯拾可得。

当然，此时太平军只剩下李家兄弟的兵马，可称劲旅，发言的分量，非洪仁？可比。事实上，“天京”对在外的战将，亦已失去控制。于是李氏兄弟的六七十万人，由常山、开化入浙江，行军如蚂蚁搬家，首尾不绝，历时十余日之久，浙东的守将，闭城自保，不闻不问。加以鲍超在后路追击，更如驱虎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