部印务的人。

可是吏部也有自己的事情要做，尤其是迫在眉睫的临时京察。之所以说是临时京察，是因为按照弘治、正德年间制定并完善的制度，京察是每六年一次，或者说每逢“巳年”以及“亥年”进行。

上一次京察是万历四十五年丁巳，那么这次京察就该是泰昌三年癸亥。但皇帝是高于制度的存在，既然泰昌皇帝明旨要求吏部展开京察，那么规矩就变成次要的了。

为了这次“恩察”，周嘉谟忙得团团转。按理说，这个事情是不该由他来忙的，因为按照御制的章程，他只需等考功司把降黜升迁的名单拿出来，再和其他由皇帝指定的审查官凑在一起，做一做审核的工作，最后上一道联名的奏疏，等待皇帝最终裁决就好了。

可是吏部考功司郎中蒋一骢，在二月初被都察院山西道御史李九官，以贪横不法状给参罢了。蒋一骢罢去后，皇帝又将请求补员的奏疏留中，考功司剩一个主事，几乎瘫了，周嘉谟只好按照惯例兼起考功郎中的职责。

因为李九官是山东籍，蒋一骢是浙江籍，再加此后不久，浙江籍内阁大学士沈，一手起草了对包括齐党领袖亓诗教在内的集体降调命令，所以朝野中曾一度有浙齐内斗的传言。

不过这个传言很快就被压了下去，因为蒋一骢被李九官劾罢之后没多久，又被田尔耕参了一本。皇帝收到奏报之后，直接让北镇抚司把蒋一骢给抓了。拷打追赃，竟搜出了价值近万两银子的财物。“皇帝由此震怒”，削籍为民的拟判，也被改成了抄家流放，全家连坐。总之，事实证明李九官的弹劾是公正无私的，有真宪臣风。

更关键的是，在浙齐内斗的传言兴起后不久，京里又流出一则新的传言。该传言说，浙党领袖、内阁首辅方从哲，曾为保住那张名单中的“正人君子”，而被司礼太监当着其他阁员的面斥责，是沈一个人因为比附权珰，逼得方从哲不得不退让。而且方从哲自始至终也没有在那张名单上签名，皇上也接受了劝谏。所以皇上是好的，首辅大人也是好的，坏人只有沈一个。齐、浙两派总体仍是亲密无间的。

齐、浙两派倒是亲密无间了，这可就苦了东林老先生周嘉谟了。老头儿今年七十五了，要忙吏部印务，要兼考功郎中，皇帝还让他管礼部的事情，顺带还得再做做鸿胪寺的差事，在朝会的时候报一报幕，可以说整个人忙得都快燃起来了。

周嘉谟没有办法，也不想累死在任上，就只好把还算年富力强的吏部右侍郎盛以弘扔到礼部去做代理堂官，处理一些日常的事务。比如派人去太医院监督生药材入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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