皇帝同时召他和袁可立，有很大的可能是为了监护之议。

两人相互行过礼，袁可立就开口问徐光启了。可是徐光启也不敢完全保证心中所想的就是事实，虽然他有九成的把握说今天的传召与朝鲜的大事有关。但京里最近发生的事情，和袁可立在袁化中奏疏上写的“附奏”，又确确实实地加了一成的不确定性在里面。所以徐光启就打了哈哈，试图蒙混过去。

袁可立哪里晓得徐光启的苦。在袁可立的眼里，徐光启的这种行为，就是对友不诚。而且马上就要揭晓的事情，有什么必要藏着掖着。正当袁少银台因为徐大宗伯的有意隐瞒而越来越不高兴的时候，兵部尚书崔景荣过来了。

崔景荣倒是直接，他一上来就开门见山问两人知不知道皇上为何召见。袁可立当即就是一个反问，并看向徐光启。徐光启支支吾吾，但就是不说，这就搞得崔景荣和袁可立都很不愉快。要不是中途宫里贴心地送了早点过来缓和气氛，三个人刚吃上没多久，卫帅骆思恭又闯了进来，少银台和大司马非得逼问徐光启不可。

袁可立不愉快当然是因为徐光启的隐瞒，让他觉得老友没有真心了。颇有些“我以诚待君，君以欺待我”的悲凉在里面。而崔景荣的不快，有一半儿则是来自他自己。崔景荣先声夺人，也是为了避免被人问及。

山东海防副将沈有容来北京的事情，崔景荣已经听张经世说过了。对这件事情，崔景荣并不意外，因为那份含糊不清的公函确实是他发出去的，他没有因老健忘，更没有丢什么空印本。

本月月初的一个晚上，崔景荣收到了王安亲自送来的，皇帝本人的手书。手书上要他秘密地发一道急递去山东，传海防副将沈有容火速进京。至于为什么，手书上没说，王安也讳莫如深。

如果这是一道调兵来京的手令，那么崔景荣绝不会接受，当即就会回绝。但手书上只要他传沈有容一个人进京，那么崔景荣就很难拒绝了。

当天晚上，崔景荣勉强答应王安签字发函。不过出于谨慎起见，第二天一大早，崔景荣还是先去了皇极殿广场一趟。他在那里找到了正在跑圈儿晨练的皇帝，皇帝亲口肯定了有这么一回事儿，但还是不告诉他为什么。甚至严令他不许告诉别人。

崔景荣没有办法，只得怀着一股子越来越堵心的气，偷偷地向沈有容发了一道加急的兵部公函。

崔景荣认为，受到传唤的沈有容应该知道被传唤的理由。所以当沈有容出现的时候，崔景荣是很直接想按住他，强问沈有容皇上为什么要特别召见他，好狠狠地把那口令他深感忐忑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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